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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第二节教育学的发展

　　教育学是一门以教育现象、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，探索教育规律的社会科学。

　　一、西方教育学的发展

　　苏格拉底提出了“美德就是知识”的命题，主张教育就是为了发展人的智慧，使人的道德完善。他对教育的最大贡献是倡导问答法，后人称为“产婆术”。

　　柏拉图是希腊学园的创始者，《理想国》是他的主要代表作，他的教育思想主要有：（1）重视教育的作用。认为教育既是改变人性的手段，又是建立和巩固“理想国”的工具，主张教育由国家管理，由国家规定统一学制；（2）强调早期教育。主张胎教，重视游戏在学前教育中的作用，主张让儿童在做游戏、学唱歌、听故事中受教育；（3）主张德、智、体、美和谐的教育；（4）提倡发展学生“探究事物本质”的能力。

　　亚里士多德的主要代表作为《政治学》，他重视教育的作用，主张教育应由国家负责，受国家控制，但反对女子受教育。在西方教育史上，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教育应适应人的自然发展的思想，是教育史上第一位划分教育年龄分期并提出相应教育主张的教育家，他把人从出生到21岁划分为三个阶段：（1）第一阶段：从出生到7岁，为家庭教育，主要目的在于发展儿童的身体；（2）第二阶段：从7岁到14岁，进入国家办的学校，接受和谐的教育，以情感道德教育为主；（3）第三阶段：从14岁到21岁，以智力教育为主，主要任务是发展学生的理智灵魂。

　　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主要有：意大利的维多利诺、荷兰的伊拉斯谟、英国的莫尔、法国的拉伯雷、蒙田等，他们的主要思想有：（1）提倡以人为中心：（2）要求重视人的世俗生活和世俗享受的意义；（3）强调人的价值，歌颂人的伟大，要求维护“人的尊严”；（4）提倡人的“自由意志”，重视发展人的个性。人文主义思想家的教育思想有：（1）培养生气勃勃、身体强健、知识丰富、智力发达、勇敢进取和积极参加现实生活的人；（2）主张打破学校的等级限制，扩大教育对象，兴办多种学校；（3）在教学内容上，大力提倡体育，重视培养儿童的审美能力和道德情操；（4）主张扩大学习内容，增加自然、物理、地理、历史等；（5）在教学方法上，要求尊重儿童身心发展特征和个别差异，采用直观教具，发挥学习积极性。

　　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的着作《大教学论》被称为是“西方第一部系统论述教育问题的专着”。

　　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的《普通教育学》被誉为“第一部具有学科形态的教育学”。

　　明确提出教育学的科学性问题，认为教育学作为一种科学，是以实践哲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的（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教育目的论，在心理学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教学理论，在伦理学的基础上建立起了道德教育理论，从而奠定了科学教育学的基础）。

　　他根据“统觉”学说，提出形式教学阶段理论，将教学过程分为明了、联想、系统和方法四个阶段。后经他的学生莱因发展为五阶段：预备、提示、联想、总结和应用。凯洛夫又将其演变为“五步法”：复习、引入、讲解、总结和练习，上世纪50年代，我国中小学曾广泛采用这一教学模式。

　　20世纪初，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经日本传入中国，对当时中国教育观念的变革和教育实践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。

　　赫尔巴特的“三中心”（即“教师中心、教科书中心和教室中心”）教育理论要点：（1）强调教师对学生的严格管理，学生的学习围绕教师；（2）学生的知识主要来自于教科书和教师的讲授；（3）课堂教学是主要的教学方式。

　　美国教育家杜威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创始人，他的教育代表作《民主主义与教育》被称为“进步教育运动最清楚明白、最全面的宣言”，是教育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志。杜威以反对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面目出现，他强调教育与生活、学校与社会的联系，强调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，重视实践活动和实际经验对获得知识的重要性，主张“教育即生活”、“学校即社会”、“教育即生长”，提出“儿童中心、经验中心和活动中心”，主张在学校中，“儿童是起点，是中心，而且是目的”。

　　二、中国教育学的发展

　　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，他的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《论语》中。

　　孔子认为“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”，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，个性差异主要是因为后天教育与社会环境的影响。

　　孔子提倡“有教无类”，创办私学，广招学生，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，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，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。

　　孔子主张“学而优则仕”，把“学而优”作为入仕的必备条件。

　　孔子强调学校教育必须将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。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“礼”（道德规范）和“仁”（最高道德准则），“礼”是“仁”的形式，“仁”是“礼”的内容，有了“仁”的精神，“礼”才真正充实。

　　孔子的教学主导思想是“学而知之”，强调学习与思考相结合（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”），强调“学以致用”。孔子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（“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”），在教学实践中最早采用因材施教方法。

　　《学记》是中国古代也是世界上最早一篇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论着，是《礼记》中的一篇，是儒家思孟学派的作品。被称为“教育学的雏形”，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开始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的一个重要标志。

　　《学记》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“教学相长”的思想。

　　《学记》提出了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四大原则：（1）预防性原则（“禁于未发之谓预”）；（2）及时施教原则（“当其可之谓时”）；（3）循序渐进原则（“不陵节而施之谓孙”）；（4）学习观摩原则（“相观而善之谓摩”）。

　　《学记》主张尊师，认为尊师才能重道，重道后人才会爱学好学（“师严然后道尊，道尊然后民知敬学”）

　　《大学》是《礼记》中的一篇，是儒家学者有关大学教育的一篇专论，是一篇道德教育的专论，对道德教育的目的、内容和步骤等重要问题作了论述，被称为“我国第一本较系统的德育原理教科书”，提出了道德教育较为完整的体系，包括所谓的三纲领和八条目。

　　三纲领指“明明德”、“亲民”和“止于至善”。

　　八条目指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，前五条为修己，后三条为治人；修己的目的是为了治人，治人又必须以修己为前提；无论是修己还是治人，“皆以修身为本”。

　　《颜氏家训》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育教科书，被称为我国“家训之祖”，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儿童教育思想：（1）重视儿童早期教育，应抓住时机及早进行教育，越早越好，主张应实施胎教；（2）在家庭中对儿童进行教育，应当严与慈相结合，反对溺爱和放任；（3）对子女应一律平等，切忌偏宠；（4）儿童语言学习时应注意规范，不应强调方言；（5）重视道德教育，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时，应采用“风化”的方式。

　　《师说》是中国古代阐述教师问题的名篇，作者韩愈，《师说》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三方面：（1）简明扼要地概括教师的三项职责，即传授道理、教授学生和解除疑难（“师者，所以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）；（2）提出以“道”为择师的标准（“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”）；（3）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。

　　清末，西方教育理论借道日本大规模地传入中国，形成近代西方教育理论输入的第一个高潮，其特点为：（1）以日本教育理论书籍为主要载体，以译书为主要方式，以留学生和来华日本教习为主要力量；（2）以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为主体；（3）对中国教育产生了积极作用。

　　由日本文学士花铣三郎讲述、王国维翻译的《教育学》是第一部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教育学理论着作。

　　辛亥革命之后，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，中国教育以美国教育为学习蓝本，尤以20世纪20年代为高潮。

　　受邀来华讲学、访问的美国教育学专家有：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、教育史专家孟禄、教育测量专家麦柯尔、道尔顿制创始者柏克赫司特、设计教学法倡导者克伯屈、文纳特卡制创始人华虚朋等。

　　陶行知、陈鹤琴在借鉴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同时，根据中国社会和教育的实际情况，创立了生活教育理论、活教育理论，在学习外国教育理论结合本国国情这一重大问题上，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
　　建国初期，我国在教育上积极学习苏联的经验，影响最大的是凯洛夫主编的《教育学》，该书作为师范院校教育学教科书，力图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，阐述教育问题，研究社会主义教育规律；主张培养全面发展的建设者，注重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，重视课堂教学和教师的主导作用。

　　1929年庄泽宣明确提出“新教育中国化”问题，认为新教育中国化必须符合四个条件，即“合于中国的国民经济力，合于中国的社会状况，能发扬民族的优点，能改良中国人的恶根性”。

　　1983年5月，教育部召开全国第二次教育科学规划会议，明确提出要坚持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以研究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改革过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为中心，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学科体系。

　　学习教育学对教育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：（1）有助于树立正确的教育思想，提高贯彻执行教育方针、政策的自觉性；（2）有助于树立牢固的专业思想，热爱教育事业；（3）有助于认识和掌握教育规律，提高教育工作的能力和水平；（4）有助于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，推动学校教育改革。